陪梁思成到老的那个福州女人，不是林徽因，

林洙

年生，福州人，清华大学建筑师、教员、作家，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，并陪伴其走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，直到梁思成临终。在梁思成去世后，林洙一直不断整理梁思成的手稿和各种资料，出版了《梁思成、林徽因与我》、《梁》、《佛像的历史》、《梁思成心灵之旅》等书。

她是那个梁思成口中、信中喊着的“眉”（小名叫“眉”）或“洙”。她最亲昵的称呼是管梁思成唤作“尼尼”。梁去世前，拉着好友陈占祥的手，极其恳切地说，“这些年，多亏了她。”她便是福州人林洙，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。

19年林徽因去世，在孤独与寂寞中梁思成遇见了小他27岁的林洙。林洙的温柔细心迅速打动了梁思成孤寂的心，年梁思成与林洙结婚，林洙陪伴着梁思成度过了最后的10年，“我们俩互相扶持，那时我是感到非常幸福的”。年梁思成去世，在这之后的40多年间，林洙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来梁思成留下的资料、笔记上。她仍然活在梁思成的世界里，从未离开。

日前，87岁的老人，接收了海都记者的专访，一个多小时里，老人也许换了无数个姿势，因为她不但患有糖尿病，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。但聊到动情之处，她的声音都在颤抖。

林徽因出生在杭州，她父亲林长民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是堂兄弟

我家就在三坊七巷

87岁的老人对福州的印象非常稀疏，“我是不到一岁就离开了福州去往南京了，一岁不到的孩子能有什么记忆呢。那个时候父母刚结婚没多久，唯一记着的是母亲后来还常常往福州舅舅那里写信，他们姐弟还是经常联系的，那时候我还有个大伯在福州。”

林洙说，她祖父年轻的时候在外面闯荡，据说当了县官，后来回到福州时候还挺有钱的，就在三坊七巷买了套大房子，前后好几进的院子，“我小时候就一直听妈妈说起那座老房子，说在那里住着多么多么的舒服。”

这么多年林洙就回过一次福州，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当时应福建省建筑学会之邀，“学会里有好几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校友，我做了个关于梁思成的幻灯片，他们请我回去做了个小型的学术活动。”那次来福州林洙呆了两周时间，“我还是挺想看看我出生的地方是什么样的，去了三坊七巷，去了林则徐的故居、去了鼓山，几乎所有福州的名胜古迹我去了一趟。”记者一再确认她的老房子所在之地是否就在林觉民故居的附近，老人说，“记不得了，记不得了，当时也没有详细考证，应该不远，应该不远。”

那一次短暂的福州之行给林洙什么印象？“那个年代还没有多少文物保护的概念，但也没有太大的开发和破坏，听说后来三坊七巷翻新了是吗？恩，现在是‘假古董’了！”

第一次走进梁家是“投靠”林徽因

最初走进梁家，林洙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，她是“投靠”她的福州老乡林徽因去的。

那一年林洙20岁，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，父亲写信给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同乡林徽因，托请她帮助进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，“我很尴尬，没被清华录取，只被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录取了，父亲只是个普通的公职人员，不太可能上那样的私立大学（学费高），所以想先念清华先修班，但那一年快要解放了很多清华的教授去了台湾，也有很多留下来的，因此教学被打乱了，因此先修班那一年没有办，于是林先生就问我哪门功课比较困难，我说地理和英文，林先生就给我补习英文。”

这位绝世才女给林洙补习了半年英文，林洙评价林徽因是自己“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、最有气质的女人”、“是热爱与崇敬的师长”，“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，刚动完肾切除手术，肺结核已到晚期，但她是不会把痛苦写在脸上的。所谓的补习也不完全是我们俩单独相处，常有朋友教授来找她，她是那种不能没有朋友的人，梁家下午4点会有一个teatime的聚会时间（冰心在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中曾写到），她也约我去玩，她总是古今中外，天上地下地说，成为话题的中心。”

林洙说，我知道他（梁思成）真是喜欢她喜欢极了。林徽因她给人的是一种完整的美感，是她的神，而不全是貌。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44岁，病得很重。我得承认，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，但是即使到今天，我仍认为，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、最有风度的女子。“她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，充满了生命力。她的形象一直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，这是我的幸福。在她晚年能够见到她，能够和她有这么一段短短的接触，这真是我这一生的一大幸运。”

梁思成和林洙

“我们仨”没有那么“复杂”

林洙曾出版过一本传记：《梁思成林徽因与我》，在书的封面上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，而自己的小照片只是出现在书脊上。

林洙说，我本不愿用这个书名，原先的名字叫《建筑师梁思成》，因为思成生前最最自豪的就是自己是一位建筑师，他很享受这样的称谓，“但到出版时，编辑和我商量要改成《梁思成与我》，我反对，我看过徐悲鸿的第二任太太写徐悲鸿的传记（《徐悲鸿一生：我的回忆》），我特别不喜欢那样的书名（也可能也是出版社改过的），有贬低前妻之嫌，那时候林徽因热，编辑和我商量改成《梁思成林徽因与我》，他们为了销量考虑，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勉强同意了。”

在林洙面前，梁思成从不刻意避谈林徽因。一切，都自然而言。就像他与林洙第一次有感觉的那一瞬，就是梁先生给她看他亲手抄录整理的林徽因的诗，“他特意选一首他喜爱的诗念给我听，念完最后一句‘忘掉腼腆，转过脸来，把一串疯话，说在你的面前’时，我看见了他的眼睛都会说话了。”梁思成在写给林洙的“情书”中，也引用过林徽因的诗句“一串疯话”。他也会和林洙说：“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，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……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。中国有句俗话，‘文章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人家的好。’可是对我来说，老婆是自己的好，文章是老婆的好。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，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，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，不然就跟不上她。”

很多人都说，林徽因和梁思成过的是“好日子”，而林洙和梁思成过的是“苦日子”。如今林洙已经很坦然，在她家客厅的钢琴上摆着的景泰蓝，那是林徽因亲自设计的。

“都是命运安排的，没觉得委屈。如果生命可以重新选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，选择他，会比过去更自觉地爱护他，保护他。在我看来，她和思成之间的感情已超越了男女之情，他们在古建筑研究上的共同爱好、他们在抗战中的互相扶持，已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了。而我和思成，更像是一对世俗的夫妻。那些都过去了，没什么，我们三个也没局外人想象得那么复杂。”

晚年林洙

梁思成资料的整理工作我都完成了

在清华，林洙是学档案学的，后来在清华建筑系也只是在建筑系资料室工作。“建筑系理论和古建方面的学习是在梁思成去世之后，一方面是学习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读懂思成。”

林洙说：“他是那么爱国，热爱建筑文化；他又是那么勤奋，做学问一丝不苟，投入全部的热情。我在整理思成的东西时看到两个笔记本，那是他大一年级上西方建筑史这门课的笔记，一门课，他画了多张图，那是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。”

在她看来，丈夫留下的古建调查报告，是后人继续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。林洙说自己最悔恨的，就是年北京拆除城墙时，梁思成听说西直门发现一个元代城门，像孩子一样恳求她去拍张照片。当年的林洙不假思索地说，“你想让人家把我揪出来示众？”林洙忘不了，当时梁思成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。那一刹那，林洙以为自己理解了丈夫，“但其实远远没有。当我今天重读《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》以及《北京——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》时，我才知道，当年我对他的理解很不够……”

“读懂梁思成”，林洙用了40多年的时间，让老人欣慰的是梁思成的资料整理工作基本都已经完成了，“现在研究他的书出得还不多，我所知道的是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写了一本《一代宗师梁思成》，比较严谨，但主要写思成在建筑学教育方面得多一些；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夫人费慰梅女士写过英文版的《梁思成传》，但局限于他们之间的个人交往；我也想写一部《梁思成传》，有这个感情，但有许多方面我都觉得不足，特别是有关建筑学专业的内容，毕竟年纪大了，怕是难以胜任了。好在我的朋友新华社的王军（《城记》一书的作者）在写《梁思成传》，我很期待，他说今年可以完稿，里面有大量的一手资料，他遇到问题就来和我谈，写得很艰难，也很严谨。”隔一段时间，她就会“催促”王军，把这本著作快些写完。她怕自己来不及看到它。